二

对了，我叫余未来，虽然我一直看不到自己的未来。

余未来这个名字是爸爸起的，难为他曾经对我的未来寄予过希望。我今年好像是31周岁，之所以不太确定，是因为我经常会忽略自己的年龄。社会人才会在意自己的年龄，他们考大学、大学毕业、工作、结婚、当科长、当处长、当局长、退休……都是值得纪念的年龄节点。当社会人用年龄标记自己人生履历的时候，我的生活里却只有这个废品集散地。在这个废品集散地，我已经生活了整整十八年。

十三岁那年，我和妹妹来到这座城市，我当时心里就很清楚，这里不是我的家，也不会是我最终归宿，迟早有一天我要离开它。来到这座城市，不是因为我喜欢它，而是要来投奔我的父母。爸爸和妈妈在这座城市收废品，已经干了八年，用他们的话说，已经在城市里站稳脚跟、有了自己的事业。每年回老家过年的时候，我爸爸就会跟亲戚邻里吹嘘自己的事业做的有多红火。说到细节的时候，我爷爷撇着嘴角，说不就是在城市里收破烂嘛。

我爸爸说，收废品跟收破烂是有区别的：“广元的破烂是地地道道的破烂，北京的是废品都是进口货，那里面好玩意儿多得是。”

我爷爷撇着嘴角自始至终就没有松开，他歪着嘴，抽一口旱烟说：“那就是洋破烂，洋人的破烂也是破烂，洋人屙的屎……”

我爷爷话没有说完，就委身歪倒在地上。原来我爷爷撇嘴不是嫌弃我爸爸说话，而是中风了。他这辈子说的最后一句话，居然是“洋人屙的屎”。爷爷中风后，不能给我和妹妹做饭吃，我俩只能跟着爸爸妈妈去大城市。那一年，我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个学期，妹妹刚刚读小学五年级。我爸爸说我们俩已经认识不少字，分解洋家电足够用，反正也考不上大学，不如进城给他打个帮手。

于是，过完年，我爸爸以创业为名，把不能讲话的爷爷扔给大伯和小叔，我们一家四口便来到这座城市，成为漂在城市边缘的“外地人”。“外地人”是一个很刺耳的字眼，城市里的人从来不拿正眼看我们，像是怕弄脏了眼睛似的。他们这样对我，我已经很尴尬了，可他们这样对我妹妹，我就会很心疼。妹妹漂亮也很乖，学习成绩比我好，在班里能排进前十名。跟读书相比，妹妹更愿意跟爸爸妈妈待在一起。因此，爸爸决定让我们俩退学进城的时候，妹妹特爽快地答应了。

我心里有些不情愿，我觉得读书上学的人生还有一些希望，虽然我说不清楚是什么样的希望。可一旦退学，我的人生就被贴上标签：文盲。

其实，我很愿意读书，每个学期新教科书发下来后，我用三两天时间，就能把语文和历史全部读完。爷爷家里没有一本课外读物，我只好把语文和历史教科书反复阅读，《背影》《少年闰土》《渔夫的故事》能倒背如流，中国历史年表比我自己的生日记得还清楚。

有一天早晨，我站在如山般的垃圾堆上，望着远处一所很气派的中学里正在升国旗。国歌奏响时，我把自己举起致敬的手缩回来，因为我已经不再是学生。想到自己已经不再是学生，心里便涌起一股惆怅，眼泪瞬间模糊我的眼睛。我蹲下身来，把身体蜷缩在一截水泥管道里，无声地抽泣着，一直到爸爸喊我去干活。走下垃圾山的时候，我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个跟头，扒拉开一片破麻袋，发现是一捆绳子打包好的旧书。我坐起身来，解开捆书的绳子，最上面是一本《千家诗》，下面是一本《基督山伯爵》，再下面是几本金庸的武侠小说，有《鹿鼎记》，还有《倚天屠龙记》。金庸的武侠小说，在我们广元农村小学里可是个稀罕物，传阅遍全班那本《神雕侠侣》被翻掉封面和封底后，又传阅去了别的班级。我把这堆书重新捆好，背回爸爸的废品收购站。自此之后，除了帮爸妈干活，其余时间我全都用来读书。可以读这么多课外书，对于我来说，就像是把一个饿肚子的孩子扔进蛋糕房一样幸福。当你感觉幸福的时候，每一块蛋糕的味道也会被放大，所以，我在内心祈祷着垃圾堆里的生活能够一直持续下去。我在空闲时间读书这事儿，爸妈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后来，我读杂书读得多了才明白，在我的原生家庭里，情商是个稀缺物。只要不糟蹋钱，只要不耽误废品回收站里的活儿，我在空闲时间里就算是撒尿和泥跳大神，爸妈都不会理会的。他们对自己的孩子竟会如此漠视，这一点让我至今都不能理解。我在杂书里验证并分析过自己心理和性格，发现我居然是一个具备很高情商的人。但是，对于一个整日里只跟废品打交道的孩子来说，情商高与低又有什么区别呢？

一年过后，我开始喜欢上了这个垃圾场。因为我不仅能够读到喜欢的书，还能收藏书，我已经收集齐了金庸、古龙和梁羽生的全套武侠小说。再接下来，我开始挑选出版社的版本，版本的品相，甚至开始挑选相同版本的纸张质量。我曾经把收集到的一套蒙肯纸的《汪曾祺全集》，换成了轻涂纸的《汪曾祺全集》，品相也比原来的要好。我要把那套蒙肯纸的《汪曾祺全集》送给老瘪，老瘪不要，他说汪曾祺又不是名人。惋惜之余，我把汪曾祺扔进造纸厂的货车，化成纸浆。在这个废品集散地，只要我能想到的书，就能找到。实在找不到，我会去找老瘪，用不了一个礼拜时间，老瘪就能把我想要的书弄到手，且品相不错。

接下来，我用一年半时间，把初中、高中和大学的文科书籍全部读完。读完这些书之后，我似乎不像先前那么惶惑了，觉得即便是读完大学课程，也不过如此。于是，我开始没有任何方向和目的读一些闲书，例如《笠翁对韵》、《声律启蒙》、胡荣华的《反宫马专集》、季羡林的《佛教与中印文化交流》、紫式部的《源氏物语》、卡夫卡的《城堡》、马赛尔的《追忆逝水年华》、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我不太喜欢弗洛伊德把人生所有问题都归结到性，我觉得他很变态。所以，自此之后再也没有碰这个人的书。直到前年我读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才把弗洛伊德的阴影从我心里抹去。据说阿德勒是弗洛伊德的学生，还好，阿德勒没有继承老师的变态衣钵。

近十年来，各个收购站里几乎没有什么可读之书，到处充斥着成功学之类的垃圾书，这些书里全都是口号式、情绪式的语言，刺激着读者渴望快速成功的痛点。还有一类书，几个人凑在一起策划选题，抓住国民自卑心态攒“厉害了我的国”之类的鸡血书。即便是平和一点的书，也是把前面流完血的鸡炖成汤喂给人喝，劝告人倒霉不抱怨，饿死不犯贱，至于怎么活？问心要答案。

进入这座城市，不对，我从未进入这座城市。我只是待在这座城市边缘的废品收购站里。进入废品收购站不到三年时间，我便适应了这个满地垃圾的世界。我非但不再怨恨爸爸当初让我退学，我甚至觉得这是个高明决定，它让我抛开讨厌的数理化，每天每夜都徜徉在自己喜欢阅读的书籍里。废品集散地最高的一座垃圾山，我把它命名华山，我把爸爸想象成伪君子岳不群，而我就是豪迈不羁的令狐冲。冬天下雪的时候，我把华山改成冰火岛，我则变成了饱经磨难的张无忌。再后来，冰火岛改成峨眉山，我站在山上吟诵“峨眉山下少人行，旌旗无光日色薄”。在不开心的时候，我也会对着垃圾山慨叹：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

有一个晚上，我从垃圾山上下来，摸黑进了收购站，听见妹妹跟妈妈正在小声说话。

妹妹说：“我哥哥整天对着垃圾堆神神道道唸咕什么呢？”

妈妈叹口气：“老瘪说你哥哥精神有点问题，大概是读书读出来的毛病。”

妹妹问妈妈：“那怎么办，要不要带我哥去精神病院治病？”

妈妈说：“听说精神病一时半会治不好，常年住院，咱们花不起那么多钱。”

妹妹说：“我看到爸爸的存折了，里面有不少钱。”

妈妈说：“那些钱要攒着买房子，不能乱花。”

妹妹说：“买房子也好，我早就住够了这个破地方。”

偷听到妈妈和妹妹的话，我非但没有生气，还觉得挺开心。因为我读过很多精神分析方面的书，我确认自己正常无比。非要说我跟周围的人有什么区别，大概是我的情商比他们高一些而已，还有我读的书比他们多。我没有精神病却被别人当成精神病，其实是一件好事，我以后再有情绪宣泄的时候就无须不好意思了。

就这样，我在废品集散地待了不到十年，被默认成一个精神病。

直到有一天，我在老瘪的收购站里遇见一张黑胶唱片，它开启了我对这个世界认知的另一面。其实，我压根就不知道那是一张唱片，更不知道它叫黑胶，因为封套上全都是英文。那个东西吸引我，也不是因为音乐，我对音乐可谓是一窍不通，我不会摆弄任何一样乐器，我甚至五音不全、七音不识。令我好奇的是在这么肮脏的地方，竟然有一样东西纤尘不染（保护良好的、带内套的黑胶唱片）。尤其是唱片上那一道道细密铮亮的纹路里，泛着温暖滋润的光泽，既不耀眼，也不失色。看着它，心里便觉得舒坦澄澈，甚至想捧起来亲吻它。

黑胶唱片的英文是long  playing  microgroove  record，简称为LP，港台那边的发烧友将其称之为“老婆”。对于一张好唱片的热爱，其情其感真的不亚于老婆。

遇见黑胶唱片，等于打开了我心灵的一扇窗户，也成就了我在垃圾世界里的另一片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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