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31章 煎熬
面对弗兰茨，那些人的舆论攻势只能更加委婉一些。
当然和皇帝讲道理这种事情，很多人都觉得不现实。少数人由于特殊原因还是要继续奋战，所以他们只能拿更大的事情压制弗兰茨。
比如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德意志地区的发展.为了这些远大的目标有一些人是应该被牺牲的。
“那么由谁来决定，谁该被牺牲呢？”
历史上民族主义被滥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可以压低成本，让人承受更多苦难。
弗兰茨有无数种方法可以反驳对方，但要为之后铺路，所以直接点出了最核心、最本质的问题。
同样也是一个普通人根本无法接住的问题，无论他是什么雄辩家，还是意见领袖碰了就要完蛋。
因为这同样是一道送命题，在此时也算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毕竟弗兰茨亲自下场这件事还是很掉价的，不过他也是为了展示自己的态度。
如果对方的回答是某个政治实体，那么其他的政治实体不会同意。
如果对方回答是某个如人民之类的抽象实体，那么相对的其又会成为君主和资产阶级的公敌。
而且对方真这样回答，那么《劳工保护法》的通过便不再是问题，问题是他们是在反对《劳工保护法》，如此一来便是本末倒置。
当民众认清其真实面目之后还会再踩上一脚。
这不叫论迹不论心。而是当反驳成为习惯之后意外回怼造成的后果，就好像在一个暴君的统治下该国人口锐减直接解决了困扰该国多年的粮食危机一样。
其实理智的做法是继续把问题拉回到自由市场和自由契约论上去。
“谁都不该被牺牲，谁都不需要被牺牲，国家和人民都应该顺从市场经济的自由意志”
乍一听十分高大上，但实际上不过是一些车轱辘话，而且这样做等于是又把英国理论推崇者的标签捡了起来和他们之前的说法刚好相反。
身份上的差异让双方根本无法平等对话，可想让官方下场根本就不现实，毕竟正是各邦国政府不愿意当面得罪奥地利帝国才把他们推到台前的。
可这群人也不是傻子，或者说他们聪明过头儿了，没人想做出头鸟。倒是有些为了钱，为了出名，不要命的家伙。
不过这群人做起事来多半也百无禁忌，在这场满是陷阱的不对等战争中总会莫名其妙地AOE到友军或者一些不能碰的事物上。
万般无奈之下只能靠纯学术辩论来拖延时间，可即便是在纯学术方面依然不是对手。
事实上奥地利帝国这些年来在与英国的交锋中积累了大量经验，帝国用重金供养出来的那些专家更不是摆设。
不过弗兰茨一点也不喜欢学术辩论，因为民众的参与度很低，而且真的非常浪费时间。每拖一秒钟，整个德意志邦联就离危机更近一步。
可有些事情就是不能急功近利，就是不能单方面地行动。
等待有的时候真的是一种煎熬，同样倍感煎熬的还有范妮·冯·阿恩施泰因，作为一名经济学家，她对自己的水平十分自信，她也一直在等待一个这样的机会证明自己。
然而很不幸，此时毕竟是一个男权的时代，范妮·冯·阿恩施泰因小姐连上场辩论的资格都没有。反而会成为被攻击的重点，为了不拖后腿只能做一些参谋工作。
前方的捷报频传并不能让她感到欣喜，弗兰茨也不喜欢这种没有实际进展的胜利。
此时的奥尔加并不太能理解弗兰茨的做法，其实不只是她，整个奥地利帝国的高层都不太理解，大多数人理解的是贸易战。
而作为一场战争，弗兰茨的做法显然过于温吞。
“陛下，您难道不该从问题的源头下手吗？那些滥发的补贴才是元凶。”
看着奥尔加一脸认真的样子，弗兰茨只觉得好笑，阴霾暂时消解了少许。
“是哪个笨蛋让你来当说客的？你知道补贴是怎么发放，又是怎么计算的吗？”
面对弗兰茨的问题，奥尔加僵住了，她虽然很不服气，但她确实不太懂。
“好了。别气了。下次别上当就好了。”
弗兰茨的安慰显然过于敷衍，奥尔加并不买账，弗兰茨只好换了一种方法。
“你父亲要的东西，你准备的怎么样了？”
奥尔加的脸色有些怪异。
“怎么了？”
弗兰茨问道。
“我以为你是在敷衍他，所以.”
奥尔加的声音越来越小，很显然她擅自将尼古拉一世的清单给缩了水。
“还真是黑心棉。”
弗兰茨扶额，还好自己家里的是两个儿子，也不知道会不会继承到奥尔加的性格。
“什么是黑心棉？”
奥尔加有些奇怪地问道。
“没什么。但我们是一家人，有些东西不必算得那么清楚。岳父的采购清单我来处理吧。”
奥尔加有些不服气地小声说道。
“可我父亲一直说亲兄弟也要明算账。”
弗兰茨一把将她抱起，奥尔加突然开始咳嗽，弗兰茨想又连忙将她放下。奥尔加做过手术之后只要情绪过于激动就会咳嗽，医生们也是束手无策。
弗兰茨明白，那样的伤势能活下来已经是万幸，他也没有过分强求。
“我跟你父亲又不是兄弟！而且你这也不是明算账，分明是在算小账。家族信誉比那几个小钱重要多了。”
奥尔加有些内疚地点了点头，但还是止不住地咳嗽。
事实上此时弗兰茨手中屯了不少货，卖给尼古拉一世不但不会亏本，反而还能小赚一笔。不过这些货到了尼古拉一世手中会赚得更多，因为此时奥地利和俄国之间的自由贸易几乎停滞。
尼古拉一世便成了唯一的渠道商。
不过这种情况不能一直持续下去，如果俄国人亏得多了，他们自然会去寻找替代品，那么奥地利帝国这些年的努力就要付之东流了。
虽然再次抢回俄国市场并不难，毕竟此时奥地利占着天时地利人和，但想像现在这样舒服可就不容易了。毕竟俄国人也不是傻子，他们吃过一次亏之后肯定会提前做好两手准备。
舆论上的节节败退让那些反对《德意志邦联劳工保护法》的人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因为他们很清楚学术辩论并非万能，不可能一直拖延下去，所以他们还是要想其他办法。
这群家伙的想法也是很有创意，或者说很有十九世纪的特色，他们没法战胜奥地利帝国，便决定拿报社和杂志开刀。
毕竟那些报社和杂志本质上也是生意人，也是要吃饭的。
他们也不需要歪曲事实或者亲自下场辩论，只要将那些支持《劳工保护法》的文章放在角落里或者夹在广告中间，又或者一次少发几篇，在不断的地方断上那么一两下自然可以消解支持者的影响力。
除了版面游戏以外，一些距离奥地利帝国较远的报纸甚至可以不刊登支持者的文章。虽然没有明牌反对，但行为已经说明了一切。
可真要是较起真来，他们还可以用商业行为，为读者考虑来搪塞过去。
至于好处么便是一些广告费和更加直接的贿赂，这招的效果几乎算得上是无懈可击。
只不过此时的德意志邦联并非是过去那种独立的邦国，电报线、新式印刷机、廉价纸张，更便利的交通让奥地利帝国的报纸可以散播到德意志邦联的每一个角落。
要知道此时奥地利的文化渗透本就无处不在，这次的舆论战热度这么高，那些在背后玩花招的人专门写一些让民众不喜欢的东西，谁又肯去支持那些不站在自己一方的文化产品呢？
如果是过去，那些民众没得选，他们只能认命，但现在不同，有人站在他们一方，有内容更全面的媒体。
结果就是奥地利帝国的几个主要报刊国外销量暴涨500%，与此同时的是德意志邦联其他国家的报业全面进入寒冬。
这一次他们不光是嘴上输了，甚至就连阵地都被抢走了。
俾斯麦已经彻底无语了，他本以为集合整个邦联的力量对付奥地利帝国，就算不能将其驳倒，也能死死压制才是。
然而怎么刚刚开战就有一种要崩盘的感觉呢？好在他还有时间，只要学术辩论还没出结果，补贴就能一直发下去。
《劳工保护法》确实会导致工厂的成本上升，但只要补贴足够低价商品就能挤压奥地利商品的市场，到时候实施《劳工保护法》反而会让奥地利帝国陷入更大的绝境之中。
只不过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没有真正的赢家了，所以他觉得还是应该让所有工厂加班加点工作抢占市场，争取将更多的国家拉下水。
此时反对者们的最后反击也开始了，在舆论一边倒的情况下，他们也清楚逆风输出的作用不大。
所以他们又换了一个思路，那就是采取迂回战术。简而言之就是他们想重新将法制问题推导成道德问题。
这些人觉得用更文明，更有人情味的方式去替代冷冰冰的律法。这种话听上去似乎很有道理，但却不过是缓解舆论压力的缓兵之计。
这群人的逻辑是打算建立一种新的道德，好雇主会照顾好员工。双方相敬如宾，共同成长，共同创造一个美好的工厂和世界。
甚至还提出了雇佣双方的自律比国家监管更文明、更有效。他们还搞了一个工厂主联名请愿“自愿改善工人待遇，文明办厂”。
各种正能量晃得弗兰茨眼睛疼，他很清楚对方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弗兰茨可不觉得在不用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所谓的理想和道德能束缚住这群人。
这群人在弗兰茨眼中更可恶，他们甚至还不如克虏伯，不论他如何想，至少人家确实做了一些实事儿，但这群人就是想要空手套白狼。
自律？简直就是笑话。弗兰茨没有半点迷茫。
那些文字游戏更是更是搞笑，一群所谓的专家觉得童工问题的关键在于教育，因为缺乏教育，所以难以摆脱既定的命运。
这套话术的关键在于将重点从限制童工过度劳动本身转移到了国家的基础教育问题上，责任人一下从他们这些工厂主变成了国家。
这套话术甚至从十九世纪一直流传到了二十一世纪，非洲和东南亚很多国家依然将其奉为经典，甚至是真理。
不过弗兰茨可不想乱背黑锅，他们不是喜欢谈教育么，那么好既然如此他们便负责给基础教育添砖加瓦吧。
学校可以建在工厂里，但是老师必须由国家只派，并且要派专人监督，并定期审核。
如果没有达到国家标准，那么工厂就要缴纳巨额补偿金，一旦有童工在工厂出事，那么工厂的负责人就要负全责。
弗兰茨这一套组合拳下来便没人再敢搞什么半工半读，他很清楚这并非一些书中描绘的慈善，实际上读往往只是象征性的，工厂要的不过是廉价劳动力，耗材而已。
大量简单、机械、长期的劳动对成年人来说都难以应付，更不要说那些孩子。教育和生产相结合更多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实际上未成年人在工厂中更容易被欺负，也更容易被驱使。
试想一下一个流氓无赖是更喜欢欺负一个长期从事体力劳动压力巨大的中年人，还是喜欢欺负一个涉世未深十分听话的毛头小子？
至于所谓的教育更是完全没有任何保障可言，教育时长无法保证，教育水平更是扯淡。会教什么呢？
工厂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的附庸，还是把人训练成机器的主人呢？
结论可能非常反直觉，在工业4.0真正到来之前，很多工厂，尤其是中小工厂，他们并不需要机械的主人，他们只需要机械的湿件。
当然这些话讲出来是没用的，十九世纪的人很难理解，所以弗兰茨要用他们听得懂的语言，那就是责任的划分。
奥地利帝国也不惧任何质疑，因为在奥地利帝国基础教育就是这么干的。
工厂也可以办慈善学校，但教师需要国家指派，教育内容也要符合国家标准，各方面都有相应的标准，并且会定期检查。
只要各方面都能达标，那么弗兰茨也不会拦着别人做善事。
只不过有些人的目的可不是为了做慈善自然不会愿意把自己搭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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